首页 >> 观点 >> 2015年虚室生白CEO张劲松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
2015年五四青年节,正值《新青年》创刊100周年,虚室生白CEO张劲松接受了人民日报专访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而这一代的青年就要担负起历史的重任,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。

青年,是常有常新的。无论现在是什么年龄,你一定曾经、或正在、或即将经历自己的青年时代。

今年,是《新青年》创刊一百周年。一百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前赴后继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扛起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担当,品尝着属于自己的磨难和成就。

人物和事件的河流,就是历史。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,就是无论时间如何流逝,总有那么一群人是青年,他们年轻而有朝气,充满理想和行动力,像是挂在天空永不凋落、每天都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。

时光进入2015,在这个有节点意义的年份,青年节又即将到来。毫无疑问,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正在登上历史的舞台。而时代,也已经赋予他们不同于前人的使命和职责,光荣与梦想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使命

时钟往前拨100年。

那一年的中国,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,引发从学生到工人的全国性抗议;年底,已经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他,在一套繁文缛节之后称帝,引发蔡锷、唐继尧等人的“护国运动”。

那一年的世界,描写一个青年的英雄一生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作者罗曼·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意大利则退出三国同盟,与奥地利开战。

同样是那一年,《新青年》创办,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两面大旗,成为引领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旗帜。

历史的风尘褪去,一些光辉的名字重新露出年轻的面孔。

1915年,创办《新青年》的陈独秀36岁。两年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胡适,当时只有24岁;3年后,写下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》的李大钊,时年只有26岁。而当时的鲁迅,也不过34岁。3年后,从精神苦闷中走出的他,写下振聋发聩的《狂人日记》。

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,从《新青年》中汲取养分的青年人中间,也有后来的开国领袖。1915年,毛泽东22岁,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17岁。

4年之后,1919年,当《凡尔赛和约》的消息传来,大批青年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,为未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一个纪念的日子:五四。

这其中,19世纪的那一批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已经成为历史的生力军。后来,他们参加护法运动、北伐战争,又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,经历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建立了新中国。

时钟往前拨65年。

1960年,25岁的王富洲和25岁的屈银华,首次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登顶,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极限突破;同一年,32岁的杨贵带领10万林县人民,以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勇气和壮志,开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开凿红旗渠;也是那一年,37岁的“铁人”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的会战上,喊出了那句著名的“宁可少活二十年,也要拿下大油田”。

时钟往前拨20年。

1995年,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,提出实现“九五”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;那一年,31岁的马云在美国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,33岁的俞敏洪刚刚走过创办新东方后的2年,39岁的黄怒波则从官场“下海”,创办中坤投资集团。

时间的流逝里,每一代青年都曾有过不同的梦想。毛泽东那一代人,胸怀的是救亡图存的理想;杨贵那一代人,投入的是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建设事业;马云那一代人,则敏锐地捕捉在时代洪流中弄潮的机会。

共同的是,他们都曾是青年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考验

29岁的张进荪(张劲松),最近过得前所未有地踏实。

从北大毕业的头三年,他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工作,“每天昏天黑地地忙”。现在的他,则每个月从公司拿2500元钱,住在公司出钱租下的一居室里。

“我是个超穷的CEO”。张进荪(张劲松)说,自从决定拉队伍创业,银行卡里的钱就一天比一天少,但是梦想却一天比一天明晰。到现在,他的公司已经初具雏形。

这支拥有6人的联合创始人团队,平均年龄30出头。他们大多有过在大公司打拼的经验,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,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内心实在无法对汹涌的创业机会说不。

“总理说要全民创业,激发大众创业和创新的热情。看到市场机会,我们就决定做了。”张进荪(张劲松)说。他的梦想是做属于中国年轻人的茶叶品牌,并“像星巴克一样把茶馆开到世界各地”。

24岁的“90后”邰楠,已经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。在大学中就成功掘到“第一桶金”的她,现在则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,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面向儿童的国学教育和文艺作品项目。在她眼中,“创业并不是一个需要挣扎许久的艰难决定,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,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呢?”

和张进荪(张劲松)同样是北大毕业生的陈蒙,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这个从云南农村走出的年轻人,一直对西部农村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和使命感。于是,他选择来到广西农村,从最基层的村镇做起,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选调生。

“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,但我觉得基层至少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、自己直接看得到效果的事情。很多同学说到基层可能把一个人毁了,一辈子当个科级干部就到顶了。我当时的回答是,一辈子即便只呆在基层,也应该能混到一个镇长、书记,那么,就有了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平台,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乡镇管理、发展得很好,也很不错。”陈蒙说。

现在担任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镇长的陈蒙,坦言刚来的时候非常“不适应”。刚到基层,语言、习俗都有差异的他,一直觉得很难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。

“尤其是2012年,领导让我负责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,用大家的话来说是‘年轻仔没结婚就抓计生’,同学也笑话我‘干起了原来口诛笔伐的工作’。”陈蒙说。

事在人为。那些曾经“一开口就觉得脸红的话”,陈蒙慢慢也就“业务熟了、脸皮厚了、胆子大了、嗓门粗了”,让当地干部开始认同,“北大毕业的也跟我们一样”。

陈蒙只是全国为数众多的选调生中的一个。他们知道,现在的国家,最需要有丰富基层经验的干部,而自己的所学,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打磨。而像张进荪和邰楠一样投身创业大潮的,在城市中就更如过江之鲫。

不同的选择,听从的是共同的内心梦想,扛起的是共同的时代担当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希望

青年人是最有活力和干劲的一群人,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群。正所谓,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。

已经退休的媒体人凌桨,就曾在大西北感受到迷惘与困惑。赶上上山下乡的他,经常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,问自己“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,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,只能在劳作的间歇捧起书挑灯夜读,延续着心中梦想的微光。

走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件易事。家里辛苦供养出名校大学生,毕业之后跑到家人看不到的西部,拿着和留在城市的同龄人相比微薄到可怜的薪水,这种抉择,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让宗立冬这样的年轻人苦恼。

每个年代的年轻人,都曾这样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重负。很能说出“80后”心声的一段自嘲式表述是:出生时赶上婴儿潮,上大学时学校收费了,毕业时不包分配了,工作时发现房子贵了,媳妇也娶不上了。在逐渐步入社会的“90后”那里,生活压力也是一样。

和凌桨一样的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蒋述卓,现在已经是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、副校长。回忆起上大学时的经历,他说:“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、去学习的,‘为中国崛起而读书’这句话扎根在心里,每天教室、自习室、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,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。”

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希望。100年前的青年,面对的是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也同样拥有扭转乾坤的机会;60多年前的青年,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,同样拥有建设一个新国家、将事业写在人类历史上的机会;30多年前的青年,面临的是体制转轨的巨变,同样拥有商界沉浮的机会;今天的青年,面临的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,而他们拥有的机会,也一样为前人所艳羡——没有门槛的创业,更受尊重的多元选择,日新月异的技术条件,和与世界相联的互联网。

“‘两个一百年’是大历史,是千百万人的奋斗事业。现在还在学校的大学生,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,很多还不到30岁,可以全程参与这一过程。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机遇和机缘,每一代都应在时代的大潮中塑造自己的人生。现在的年轻人处在物质生活相对好一些的时候,但也要把负重前行,当成一种修炼。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如何不迷茫,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,是青年人的当务之急。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。

“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,就是在党的领导下,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、开拓者、奉献者,以执著的信念、优良的品德、丰富的知识、过硬的本领,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,担负起历史重任,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。”去年的五四,习近平这样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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